建立巩固的现代化国防，是应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一项紧迫任务。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具备了集中时间进行各项军事建设的有利条件。为适应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要求，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指针，总结过去几年的军事工作，确定了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任务。

彭德怀代表中央军委在会上作题为《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报告，对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建设作了总结规划和部署。首先，明确军事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步骤地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以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根据各方面的条件，根据需要和可能，确定现代化国防建设的第一步目标，即到1957年底，武装力量除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提高质量外，在装备、培养干部和训练技术兵员上，都要达到一个相应的规模。

关于建设一支怎样的现代化的国防力量，报告指出：我国武装力量的总定额，是根据国家工业基础、财力和技术的可能以及苏联可能的援助提出的。一方面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建设我国现代化的军队，同时必须认识，国防现代化必须与国家工业的水平相适应。我们目前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同时要照顾到国家在“一五”计划期间集中力量于重工业建设，在财力上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国防建设既不能停步不前，也不能急躁冒进。那种要求过高过急的倾向，是既不利于国家工业建设，也不利于国家军事建设的。国家武装部队的总数应保持一个适当的数量，既要避免减弱我国的防御力量，又要避免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必须明确，现代化军队的要求，决不是单纯增加数量，首先是在于提高部队的质量。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正规训练，培养足够数量的具有一定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和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以及能掌握军事业务的干部，培养一定数量的技术兵员。彭德怀强调说，这就是今后军事建设“一切工作的依据和出发点”。

这次会议提出，要用五年到十年左右的时间，逐步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正规化，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奠定牢固基础。这个宏伟的长期奋斗目标，对指导人民解放军实现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伟大转变，加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受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个规划提出的任务没有完全实现。

为了适应建立巩固的现代化国防的需要，尽快建设国防工业，在武器装备方面提高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是摆在新中国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解放军部队的武器装备主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不仅品种繁杂，而且性能落后。根据这个情况，1951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兵工委员会，负责兵工生产建设。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国防工业和其他相应的基础工业。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主管国防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归口管理兵器、坦克、航空、电信工业，对国防工业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开始具体组织国防工业的建设工作。

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中共中央将国防工业列为国家“一五”计划建设的重点之一，决定集中力量，加快建设步伐。195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审定了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的安排，明确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按国家规定的项目和进度，在苏联援助下完成国防工业企业的新建和改建任务，完成制式武器的试制和生产任务，完成飞机、坦克、舰艇的修理及部分制造任务，初步改变国防工业的落后面貌，增强国防力量。中央批准“一五”计划期间新建的航空、无线电、兵器、造船等大型骨干工程共44项，改建扩建老厂的大中型工程共51项。“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我国新建、改建和扩建的一批大型军工企业，使我国常规武器的生产具备了一定规模，并且在全军装备了统一制式的武器。在此基础上，1955年，中共中央、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把发展国防尖端技术提上了国防现代化的议事日程。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参加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及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等关于铀矿资料和核科学技术的情况汇报，讨论了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毛泽东强调说，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有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这次会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现已进入“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为了加强领导，同年7月4日，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中央原子能事业领导小组（简称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

中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在“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方针指导下，从1955年开始起步，到50年代末，已有了一定的技术基础。虽然当时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建设任务很重，但中共中央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研制之间的关系，作了合理安排，重点突出了尖端技术的发展。实践证明，这是十分必要的和完全正确的。这项有远见、有胆略的战略决策，对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建立巩固的现代化国防，必须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确立正确的国防战略方针，这是国家武装力量建设和使用的根本依据，是涉及军队正规化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一切工作的总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防战略上继承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积极防御的原则。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国周边环境出现相对稳定的态势。由于积极开展和平外交，我国同南亚各国建立了良好关系，南部边境大体安宁。东南沿海虽有美国支持的台湾国民党集团对大陆的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但国家的整体安全是有保障的。在外敌大规模入侵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党中央考虑，国防战略方针的重点，需放在敌人可能以突然袭击为手段发动战争的威胁上。

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根据这个思想，中央军委在1956年3月6日至15日举行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国家的军事战略问题。彭德怀在会上作《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为了有效地防止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应该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明确的国防战略方针。

“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主要是针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可能对我国发动的突然袭击。根据中央军委对形势的估计，国际局势总的是趋向缓和，但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尤其是美国正在进行世界规模的战争准备，并且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因此，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作好随时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仍然是军事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会议深入讨论了国防战略方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外交政策，规定了我国在战争爆发之前的战略方针是防御性的。但是，这种防御决不是消极防御，而应该是积极防御。所谓积极防御，就是在战争爆发前，应该不断地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人民解放军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然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最后彻底消灭全部进犯之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的制定，为人民解放军执行战备任务和进行军事训练指明了方向，使我国军队正规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建设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