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和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行动，在美国政府决策部门引起不小的震动。正当美国摸不清中国的真实意图时，中国再次表明了缓和的意愿。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一声明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随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表示，美国不排除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可能。一度极为紧张的中美关系出现转机。

事实上，在亚非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已开始考虑采用和平方式去寻求台湾的解放，并抓住有利时机举行国际谈判。亚非会议以后，从争取缓和国际形势、特别是进一步缓和亚洲形势的大局出发，中共中央一方面为可能到来的中美谈判作准备，一方面开始调整对台政策。

4月30日，刚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返回昆明的周恩来致电党中央，报告出访期间与外国领导人谈台湾问题时所说明的立场和意见。他在这份长电中指出：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中国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是内政问题，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国际性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正像解放大陆和沿海其他岛屿时一样，不仅不会在世界上造成紧张局势，而且在完成中国完全统一后还会有利于世界和平。由于美国的干涉，台湾地区随时有爆发国际战争的可能。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美两国应该坐下来谈判。中美之间并不存在战争，因此谈不到停火的问题。美国提出停火的问题，是要做一笔买卖，以蒋介石军队撤出金门、马祖来换取中国人民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和行动，换取中国在事实上承认美国侵略台湾的合法化，换取中国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这是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所绝对不能同意的。只有在美国放弃侵略和干涉，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后，和平解放台湾，以完成中国的完全统一，才有可能。第二天，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5月，为促成中美之间的会谈，英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政府先后向中国政府表示愿出面斡旋。在接见这些国家的代表时，周恩来表示中国欢迎任何国家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并阐明了中国的政策和基本立场。他指出，中美谈判的主题是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谈判方式可以采用多国会议的形式，也可以采用中美直接谈判的形式。同时，中国政府也愿意同台湾当局直接谈判。中美之间的谈判和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同台湾当局之间的谈判是两种性质的谈判。前一个谈判是国际性谈判，为的是要美国放弃干涉，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后一个谈判属于内政，应该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国民党集团之间的停火问题和中国的和平统一问题。这两种谈判我们都争取，它们可以平行地或者先后地进行；它们彼此之间虽有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周恩来还指出，缓和紧张局势必须是双方的，除金门、马祖问题外，中美双方还应该在其他问题上采取步骤和缓紧张局势。在美国方面，有两件事应该做：一是取消对中国的禁运，二是允许要求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其他中国侨民自由回国。在中国方面，也有两件事可以做：一是美国在中国的犯法人员，包括被击落的侵犯中国领空的飞行人员和侨民中的犯法人员，可以根据中国的法律程序，并依照各人犯罪事实和被监禁后的表现，决定是否宽赦释放或驱逐出境；二是中国允许对中国友好的美国团体和个人到中国来访问，虽然这种事应该是对等的，但是中国愿意先开放，让美国人来看看中国究竟是对他们友好，还是要同他们打仗。

为进一步强调中国的缓和意愿，5月26日，毛泽东在同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会谈时说：“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

7月13日，美国政府通过英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中美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的建议。15日，中国政府通过英国答复美国政府，同意举行大使级会谈。中共中央对即将开始的会谈极为重视，提出了“既要有坚定的立场，也要有协商的和解的态度”的谈判方针，并专门成立中美会谈指导小组，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7月30日，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夕，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言。他回顾了亚非会议以来中国为缓和同美国的关系所作的努力，并系统扼要地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周恩来指出：“亚非会议以后，中国政府又声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将会继续增长。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应该说明，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商，所谓‘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次发言的摘要。这不仅是为了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夕向国内和国外说明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也是向台湾国民党当局发出的举行和平谈判的明确信号。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中方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乌•阿历克西斯•约翰逊。为了给会谈创造良好开端，中方代表首先宣布，中国最高军事法庭于7月31日按照中国法律程序，判决提前释放11名美国间谍。美方代表表示感谢。随后，双方代表就会谈的两项议程达成协议，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经中方一再努力争取，双方终于在9月10日达成遣返平民的协议。从10月起，转入讨论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保证互不诉诸武力的问题。在此后长达两年的会谈中，美方无理要求中国接受美国在台湾地区有单独或集体防御的权利，并必须首先宣布不对台湾使用武力。中方声明，中国用和平或武力方式解放台湾的问题不能成为中美会谈的议题。双方立场大相径庭，谈判陷入僵局。为推动会谈前进，中方先后提出促进中美民间往来的多项议案，均遭美方拒绝。在1957年12月12日第七十三次会议上，美方企图单方面降低会谈级别，会谈由此中断。

在中美尖锐对立并相互隔绝的年代，中美大使级会谈在两国间建立起一个相对固定的对话和接触渠道。虽然第一阶段为时两年多的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毕竟在两国平民回国问题上达成协议，实现了双方一些侨民要求回国的愿望。当时因受美方限制不能回国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因此得以返回祖国。周恩来后来说，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来说，会谈也是有价值的。从长远发展来看，中美大使级会谈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它既是朝鲜战争之后两国在国际问题上进行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也为日后中美关系的改善埋下了伏笔。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