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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上)
时间:2017-10-22 15:05:33  编辑:admin1   阅读数:[2235]  文章来源:本网讯


政权建设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政权建设。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是建立乡、区、县临时性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在条件具备后再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通过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政权,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这种制度,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

工农兵代表大会包括乡(市)、区、县、省和全国五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根据这一规定,符合条件的选民按一定比例直接选举产生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组成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乡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区、县、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均由下一级代表大会按一定比例选举的代表组成,并产生区、县、省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由各省工农兵代表大会所选举的代表组成,并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其选举的各级执行委员会代行权力,对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负责。这种在民主选举基础上产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既能保证工农劳苦大众选举能够代表自己意志和利益的代表参加政权,又能保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为了保证根据地人民能够真正有效地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做好选举工作,苏维埃政府颁布了选举法细则。这个细则对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办法、选举单位、代表的任期和定期向选举人作工作报告,以及选民撤销代表资格等都作出明确的规定。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有的地方达到90%以上。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在政府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例如福建上杭县才溪乡1932年10月选举时,上才溪53名代表中,女性有16人,占30%。

临时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政权建设给予了很大关注。1931年和1933年,先后颁布《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1931年11月以后,仅在中央根据地范围内,即先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省苏维埃政府,到1935年1月,先后建立过的县级苏维埃政府有250多个。在其他地区,先后建立过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原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川陕、闽东(特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陕甘边(特区)和陕北、大金等省级(或相当于省级)苏维埃政府。

各级苏维埃政府是比较精干的政府。临时中央政府各个部包括部长在内,一般只有3至5人,个别大的部也只有八九人。人民委员会每次召开常会,少则半天,多则一天。所议事情,议而有决,决则必行,贯彻落实迅速而有效。对于地方苏维埃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有关条例明确规定:乡苏维埃政府只配备不脱产的工作人员3人,城市(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苏维埃政府19人,区苏维埃政府15人,县苏维埃政府25人,省苏维埃政府90人。据统计,1933年秋,中央根据地所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共60个县,两级政府共有干部约1800人,乡级苏维埃政府仅有干部1万人左右。为了提高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临时中央政府开办多期训练班,培训县、区、乡干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苏维埃大学,也为各级苏维埃政府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临时中央政府重视司法建设,先后颁布120多部法律、法令。这些法律、法令中,有苏维埃国家的根本法、行政法规、刑法、民法、婚姻法、经济法等,初步建立起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的法律体系。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一整套司法机构,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司法组织系统。在中央,设立司法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农检察部和最高法院;地方设有裁判部、国家政治保卫分局、工农检察部;军队设有军事裁判所。另外,设立劳动感化院,对犯人实施感化改造;设立劳动法庭,以处理劳资纠纷,保障劳动法的实施,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司法建设,根据地培养、造就了一支司法干部队伍。仅在中央根据地,从事司法工作的干部就有2000余人。苏维埃司法工作的创立和开展,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各级苏维埃政府非常注意廉政建设,对根据地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即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的斗争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建立包括司法监督、党政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在内的监督机制。临时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查处多起贪污浪费案件,严惩了腐败分子。苏维埃政府坚决地开展反腐肃贪斗争,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在苏维埃政权下,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真正做了主人;他们的经济生活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国民党各级政权统治下的种种盘剥,也得到明显的改善。苏维埃政权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真诚拥护。群众踊跃参军参战,积极发展生产,支援革命战争。他们把保卫苏维埃政权看作自己的责任。中国革命战争所以能够长期坚持,红军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人民群众的热诚拥护和全力支援是一个根本条件。

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走的是先有基层政权、后有中央政权,由分散到集中、从局部到全国的发展道路。从长远的意义上看,各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进行创造性实践的伟大阵地。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建设,是开辟人民政权道路的重要实践。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学会治国安民的本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还造就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各方面人才。在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央政府各部门以及各省、县、区、乡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根据地的建设辛勤工作,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精简高效的榜样。他们在工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大批德才兼备、奋发有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的涌现,不仅成为日后进行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领导骨干,而且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中坚。

经济建设

根据地军民在粉碎军事“围剿”的同时,还为打破经济封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是国民党当局用来对付根据地军民的两个主要手段。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积极进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稳定并改善人民的生活,为进行反“围剿”斗争准备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必要的物质条件。

随着红军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的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财政和金融等经济工作,也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从1931年开始,临时中央的一些“左”倾政策逐步推行到根据地中来,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加紧了对根据地的封锁。这样,到1933年春夏,中央根据地和其他一些根据地出现了经济生活恶化的局面:工商业凋零,日用消费品(主要是食盐、布匹、药品)奇缺、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如汀州、上杭、雩都、瑞金等县发生缺粮饥荒。面对这种局面,临时中央不得不考虑对某些经济政策作若干调整,并且要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1933年2月26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中央、省、县三级设立国民经济部。人民委员会还先后在中央根据地召开两次经济建设大会。一次是8月12日至15日在瑞金举行的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一次是8月20日至23日在博生县(即宁都县)举行的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南部十七县大会上作题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所载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作者注),论述了在战争环境中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经过两次大会的号召和各级政府的具体指导,根据地出现前所未有的群众性的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根据地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在根据地的生产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村青壮年参加红军、耕牛又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便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剂劳动力的使用。例如,1933年,兴国县长冈乡每村一个劳动互助社,全乡社员达300多人。1934年5月,瑞金县互助社社员达8987人,兴国县达5.17万多人,长汀县达6717人。苏维埃政府组织广大农民成立犁牛合作社或犁牛站,将没收地主的和集资购买的耕牛定为全体社员公有,按农户分得的田亩多少调剂使用。苏维埃政府还增加农业投入,组织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1933年,江西、福建、粤赣、闽赣四省开垦了21万石荒田,闽浙赣省开垦了11万石荒田。粮食产量,在赣南闽西区域,1933年比1932年增加了15%,在闽浙赣区则增加了20%。川陕根据地也获得好收成。

根据地的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苏维埃政府在鼓励发展个体手工业生产的同时,也加强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据统计,到1934年2月,中央根据地的兴国、胜利(位于雩都北部)、赣县等17县的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到176个、社员3.27万余人、股金5.05万余元。与此同时,公营的军需工业和厂矿企业也开始建立起来。直属中革军委领导的官田兵工厂由最初的六七十人,到1933年发展为400多人。中央被服厂设在瑞金七堡,全厂约700多人,缝纫机100多架。中央钨砂公司下属铁山垅、盘古山、小垅等矿场,年产量约计1800吨,约有5000工人。还有中央印刷厂、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瑞金纺织厂等。其他根据地的手工业生产也有较快的发展。如川陕根据地在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开办了兵工厂、被服厂、织布厂等。

发展对外贸易,也是根据地经济工作的重要方面。根据地的对外贸易,是指同国民党统治区域间进行的贸易。1933年2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国民经济部下设立对外贸易局。此后,邻近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县也设立了对外贸易分局、采办处、代办处或采购站等。为了奖励私人商业输出输入各种必要的商品,还实行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暂时减税的办法。

此外,根据地的财政、金融、邮电、交通等事业也都有一定的建设和发展。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工作。经过努力,各根据地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所载的《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分别为他向这次大会所作的报告和结论的一部分——作者注),总结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阐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若干原则进行了论述。

第一,苏维埃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第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而目前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第一位的工作。

第三,根据地的经济成分,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第四,根据地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以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贯彻节省的方针。

第五,根据地对外贸易的方针,首先是为着自给,其次才是出口,并要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粮食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

第六,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实际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等问题);必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在这之前,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是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谋利益的,但其中有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特别是农村实际的“左”的内容。1933年初,张闻天、陈云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对此有所察觉,提出了修改意见。3月28日,人民委员会举行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修改劳动法。陈云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指出:这种“左”的错误,不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而且也不利于苏区经济的发展。张闻天也在《斗争》上发表《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一文,指出:这个“为了大都市大生产所订立的《劳动法》,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是不能完全机械执行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形加以修改和补充。同年10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重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对原劳动法中这类不切实际的条文作了修改。(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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