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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恢复 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时间:2018-02-04 10:48:25  编辑:admin1   阅读数:[1151]  文章来源:本网讯

刘少奇到北方局后,积极进行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重建工作。他首先对北方局进行组织调整,把支持正确路线、熟悉北方党组织情况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枫及彭真等调到北方局工作。同时,根据中央指示改组北方局,刘少奇任书记,并将北方局与河北省委从组织机构到人员分别设立。改组之后,河北省委只领导河北省辖区内各级党的组织。

接着,刘少奇对河北省委所属的党的地方组织进行恢复和整顿。1936年四五月间,北平市委进行改组,李葆华任书记。6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纠正对所谓“铁夫路线”的错误结论,任命李铁夫为天津市委书记。在中共京东特委的帮助下,1936年夏秋间,唐山市工作委员会建立,9月改归河北省委领导。在此期间,北方局还派出人员到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帮助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领导机构。

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还派出一批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9月,在香港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12月,建立广州市委和香港工作委员会。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上海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早在1935年二三月间,中共中央就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汉年等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工作。潘汉年、陈云先后辗转到达上海后,因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难以立足,遂按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同赴苏联。为了同经历几次大破坏以后存留下来的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上半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并担任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联络代表。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促进各党各派联合抗日;同时了解上海各系统党组织的情况,为重建上海地方党组织做准备。

冯雪峰到达上海后,会见了鲁迅、宋庆龄、茅盾、沈钧儒、史沫特莱等,向他们了解情况;又找到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传达遵义会议的情况和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开始重建党的组织。潘汉年到达上海后,开展当地党的工作是其重要任务之一。1936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年底,建立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了解和整理上海各系统党的组织。

1935年夏,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重建。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陕西临时省委先后派人到陕北向中央请示工作。从此,陕西临时省委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受中央直接领导。随后,云南、广西及福建厦门的党组织也相继建立或恢复。

这一时期,有的地区虽未恢复和重建省、市一级党的组织,但为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自发地或在红军、游击队的帮助下,建立了秘密的特委、中心县委或党的支部,领导群众开展斗争。

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领导干部。为了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1936年4月,北方局决定,要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一批共产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将这个决定上报中央。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方局设法从北平的国民党监狱中,将长期坚持斗争的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营救出狱。这些干部被派往山西、河北、北平、天津等地领导革命斗争,从而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后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逐步恢复的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明显进展。1936年春,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刘少奇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派周小舟、吕振羽赴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初步谈判,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

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还通过各方面的关系,争取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阎锡山等转向抗日。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北方局联络部部长王世英并转刘少奇,指示必须向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继续做工作。同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宋哲元。中共中央派张经武为代表,负责同宋哲元联系。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即派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负责人张友渔协助张经武开展活动,在第二十九军的军官中进行统战工作,对推动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抗日起了重要的作用。

8月,薄一波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出狱后,即按照刘少奇的意见,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到达山西太原,积极做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工作。10月,刘少奇和北方局听取薄一波关于山西情况的汇报后,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赴山西,与薄一波共同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薄一波任书记,到太原专做公开、合法的工作。随后,山西公开工委接办原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合法形式,发展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和群众入会,使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活跃起来。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即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于1935年7月在香港成立的抗日反蒋团体,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目标——引者注)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北方局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委托朱蕴山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去太原同阎锡山会谈,并达成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取消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封锁、组织抗日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等共同意见。北方局还派张友渔同中共中央派来的联络代表张经武赴绥远,会见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支持并推动该部抗日。

此外,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也直接或间接地同中共中央或北方局联系,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到1936年12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已初步建立了联系,从而为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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