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春，针对粮食征购工作购了过头粮、农业合作化工作过粗过快等缺点，党中央采取分别不同地区“停、缩、发”方针，对合作社进行了必要的整顿和压缩。同时采取大力保护耕畜、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等有效措施，使农民生产情绪趋于稳定，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得到缓解，农村形势开始好转。

1955年4月6日至22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沿途看到整顿合作社工作取得成效，认为大部分农民对生产并不消极；又听到有地方干部反映说，春季农民喊缺粮并不都是真实的，许多农户是为了多留余粮；还有反映说，整顿合作社工作中，有许多本来可以办好的合作社被强行解散了。陪同视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还对毛泽东说，经过调查，在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这些情况，使毛泽东改变了原来对农村形势的看法，认为前一段农村关系的紧张，不能归咎于合作化搞快了。只要把粮食征购指标压一些，便可缓和同农民的关系，而不必放慢农业合作化的步骤。

5月9日晚，毛泽东约见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邓子恢等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毛泽东说：“粮食，原定征购900亿斤，可考虑压到870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他提出，原计划到1957年争取1／3左右的农户加入初级社的合作化程度能否高一些，达到40％。邓子恢回答：还是1／3左右为好。毛泽东接着说：“农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这次谈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党内主张在合作化步骤上要稳一些的看法表示不赞同。

5月17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15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合作社等问题。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他重申了中央的“停、缩、发”方针，但重点是放在“发”上。毛泽东指出：“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地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根据毛泽东要加快发展的讲话精神，会上各省都重新调整了原计划发展的数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七省自报了1956年春耕前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数字共计34万个。毛泽东要求新区各省发展合作社的数目都应比上年翻一番，但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90％以上是可靠的。他还让东北、西北、西南、华北各中央局负责人回去分别召开会议，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讨论解决合作社发展数字问题。

会后，毛泽东于6月8日再次离京南下，到各地考察农业合作化工作。

6月1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邓子恢关于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的汇报，批准了中央农村工作部报送的到1956年春耕前农业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的计划。刘少奇在会上说，过去有一段时间发展的劲头不够，在发展合作社的过程中曾有一度动摇。事实证明，过去合作社的发展是健康的，能巩固的。他强调，上半年对已建立起来的社进行整顿以后，马上就要再前进。新区老区今后一年都还要发展，不要再停了。这是整顿巩固合作社以来中央指导方针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即转向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

毛泽东在外地视察期间，沿途召集各省负责人听取农业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汇报，认为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正在高涨。6月23日他回到北京后，即向邓子恢提出需要修改计划数字。毛泽东说：1956年春耕前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这个数目字同原有65万个社相比较，只翻了半番多一点，偏少了。可能需要翻一番，即增加到130万个左右，基本上使全国20几万个乡，除了某些边疆地区以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作榜样。邓子恢回到部里同有关负责人商量，认为发展到100万个社的计划是经调查摸底并同各省商量定下的，比较牢靠，估计可以超过，还是坚持原计划数字好。毛泽东则认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为此，毛泽东提议中央召集一次会议来解决思想问题。

1955年7月31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7月31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指导合作化运动的基本方针，包括自愿互利的方针，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有准备分步骤发展的方针，以增产为标准的方针等，作了正确的总结和系统的阐述，并提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必须先有农业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的重要观点。报告集中论述了加快农业合作化的紧迫性，强调国家工业化对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年年增长的需要，同农业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如果不基本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就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就会使工业化遇到绝大的困难，就不可能完成工业化。为此，报告着重批评了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保守思想”，批评某些同志像“小脚女人”走路，有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对浙江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是“犯了右的错误”。报告强调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根据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增加我国农业产量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等，但是大规模的开荒、大量增加灌溉面积，在当时还不可能。就初期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与可能来说，增加农业产量的主要办法，就是实现农业生产的合作化。只要把分散的小农经营组成几十户或者更多户的联合经营，由组织起来的农民用集体的力量来搞水利、积肥、改良工具和种子、改进耕作技术等等，就能使个体农民难于单独进行的多种增产措施得以实现。正如陈云所说，在我国农业现有的条件下，“这是一种投资最少、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农业增产办法”。在发展工业的同时用农业合作化的方法来增加农业的产量，这在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认识上是一致的。

从当时的经济形势来看，1954年夏秋我国有几大地区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农业受灾严重，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3.4％，远未完成当年的计划指标。我国工业产品中用农产品作原料的，占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农业受灾直接影响到工业经济的增长。由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不足，国家不得不靠统购统销政策来调节农产品供求紧张的关系。1955年工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5.6％，是“一五”期间工业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这突出反映了农业滞后对工业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因此，毛泽东把解决农业落后于工业这个突出矛盾，放到很高的战略地位来看待，认为无论是为满足工业化对商品粮和工业原料的需求，扩展工业化所需的国内销售市场，还是通过商品交换主要从农业方面积累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的资金，都必须尽快地实现农业合作化。这是他下决心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一定意义上说，适时地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是当时迅速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内在要求。但用在党内批判“右倾思想”的方法来加速农业合作化，则不能不出现指导方针上的偏差。1955年7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把农业合作化步骤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的错误”来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党内的急躁冒进情绪。会议结束后，各地相继举行省委扩大会议或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的报告，批判“小脚女人走路”，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重新修改本地区合作社发展规划，多数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表示，要提前实现或大大超额完成发展合作社的计划。为了实现高指标，各省、市、自治区紧急行动起来，迅速从各方面抽调大批干部分别下到农村，充实办社的领导力量，检查敦促合作社的大发展。在“全党办社”、批判“右倾思想”的形势下，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据统计，从6月到10月，全国新建合作社64万个，使合作社总数接近130万个，仅四个月就基本实现了“翻一番”。

8月下旬，中共中央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修正本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逐级印发给各级党组织，直至每一个农村党支部。10月17日，经修改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对在全国迅速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起了直接推动作用。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