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会通过的党章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九大党章取消了八大党章关于党员权利义务以及预备期等在党的组织建设上起过主要作用的条文，还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党的监察委员会等机构，对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关系的许多方面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他试图通过“斗、批、改”在各方面落实党的一些政策，清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影响，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达到“天下大治”，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实际上是把“左”倾错误方针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一项重要任务。如何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使党永远代表人民的利益，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整顿党的思想和组织被作为运动的一项主要内容。1967年10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随后这个批示被称为“五十字建党纲领”。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对领导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却只字不提；而当时所说的“阶级敌人”，主要是指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这种建党方针显然是错误的。

在中央关于“整党建党”的统一要求下，全国各地各部门陆续开始了整党，各地党组织开展学习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九大党章，批判修正主义，清理党内一些所谓“蜕化变质分子”，同时吸收新鲜的血液。在整党建党中，抛弃了“恢复党组织”的正确提法，采用了“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提法，特别强调“吐故纳新”，强调“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一些派性严重的单位出现了“大吐大纳”“造反入党”“吐疏纳亲”等问题。结果往往是一部分合格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而接纳的新党员中有一些生产、工作的积极分子，也有许多不合乎党员条件的造反派。这不仅进一步打击了许多老干部、老党员，而且使一些靠“文化大革命”作乱起家的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得以混入党内，实现了党内成分上的所谓“重建”，实则使党的组织更加不纯。

整党建党开始后，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提出，凡成立革命委员会和革委会筹备小组的单位可恢复组织生活。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称“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到1971年8月，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都选举产生出新的党委领导班子。在新的省、区、市党委领导下，到党的十大前，全国的地、县级党委和各基层党组织也都重新建立起来。由于指导方针的错误，这次整党问题很多。尽管如此，整党毕竟重新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遏制造反派势力、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斗、批、改”中还开展了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各种“五七干校”劳动、学习。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了解社会，接触工农，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建设农村和开发、振兴祖国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一些人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困难。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