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在已经进行五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作用被严重削弱，党的组织纪律被破坏，大批坚持革命、富于斗争经验的老干部被打倒或排斥，党的各级组织涣散，国家的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公开化、合法化，整个国家陷于严重动乱。这就造成一种条件，使林彪反革命集团能够横行无忌，敢于铤而走险。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对曾经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采取了基本肯定的态度，实际上为“二月逆流”的错案平了反。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在他的谈话和周恩来作的悼词中，肯定了陈毅一生对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为陈毅恢复名誉。这给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各种冲击的老干部带来解脱的希望。1973年3月10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并具体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送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表示:“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烂了。”毛泽东指示由周恩来去落实。在中央组织部提出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后，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逐一研究解决。之后，他又先后指示解除对一批省部级干部的监护，并多次安排董必武、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等一批老同志在公开场合露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老干部复出任职，对于在中央领导层抑制江青集团的胡作非为，为后来的历史转折准备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许多省市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在福建省，到1972年5月中旬，3060名省管干部中，已解放的为2710人，占88.6%;其中，配备到领导班子中的有2044人，占已解放干部的75.4%。在山西省，到1973年上半年，省、地两级管理的干部已解放97%，其中已安排工作的占98%;全省46796名工程技术人员，已分配使用的为45351名，其中96.2%的人回到专业技术岗位。通过落实干部政策，一大批被打倒的党政军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加强了党内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力量，从一个重要方面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条件。

在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中，开始对极左思潮进行批判。随着批判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地触及“文化大革命”本身。在毛泽东看来，批判极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的。这样，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努力被迫中断。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大会选举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

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的错误，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的十大以后，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他们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更加膨胀。但是，许多党员干部通过九一三事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和识别能力。一场更激烈的否定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正在逐渐地酝酿和形成。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