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为大批无辜遭受迫害的人恢复名誉、落实政策，是粉碎“四人帮”后党的组织建设上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

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但通知又规定:“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这就给刚刚起步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划定了一个狭小的范围。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上为新形势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设置了障碍。一遇到毛泽东批准的、定了的案子，平反冤假错案就进行不下去。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党的十一大后，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两个凡是”进行抵制。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1月27日，发表《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强调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过程中，凡是符合事实的结论和材料，都应当保留，决不能“一风吹”;一切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和材料，即使是一个“尾巴”也不能保留。这两篇文章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作了舆论准备。

同年12月10日，党中央对中央组织部的领导成员作出调整，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反复强调，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是组织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对于不实之词，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两个不管”是对“两个凡是”的有力抵制。1978年6月，中央组织部创办部刊《组工通讯》，相继发表《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认真清理被指控为"恶攻"的案件》《“四清”中的错案也应纠正》等一系列文章，对平反冤假错案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多次在一些要求平反和落实政策的申诉信上作出批示，要求组织部门在干部问题上要体现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党的政策。1978年1月和4月，陈云两次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建议对陶铸、王鹤寿等一批党的高级干部的历史问题再审查一次，并对一些尚未结束审查的老同志解除监护，接回北京。在中央组织部的主持下，一大批长期受迫害、被关押或被下放劳动的老同志，陆续被解除监禁或接回北京治病。

1978年2月至4月间，中央组织部先后分6批同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22个中央、国家机关部委主管干部工作的负责人召开研究疑难案例座谈会，讨论案例近200件。5月，中央决定将中央专案机构所管的案件及材料全部移交中央组织部，并要求对一些重大冤假错案开始重新进行复查。10月17日，中央组织部成立审查改正右派分子办公室，专门负责督促改正错划“右派分子”工作。11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几点意见》。全国各地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对大批农村基层干部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复查平反，落实了政策。

到197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先后为131名省部级以上干部的冤案平反，为中央、国家机关5344名待分配的干部分配了工作或进行了妥善安置，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对来信、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资历深浅、职位高低，都热情接待，使他们备感温暖。许多领导同志直接受理一些干部的申诉，耐心听取意见和要求，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许多同志反映，中央组织部又成了“党员之家”“干部之家”。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