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春华
今年暑假,我带着七岁的儿子外出旅游,来到一个省级博物馆。
陈列柜里面的五枚银圆吸引众多游客纷纷驻足观看。币体饱经岁月磨蚀,表面严重磨损斑驳,但一元的币值字样隐约可辨。
讲解员指着银圆介绍道:“这是二十年前博物馆建成之后,八十多岁的耿爷爷送过来的,他说这是他家的传家之宝,把它们捐献出来,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银圆的故事。”
随着讲解员按下讲解播放键,耿爷爷的声音在展厅里响起:
1934年,我十二岁。
那是个冬天的下午,有气无力的太阳躲在厚厚的云层后面,细碎的草屑随着刺骨的山风飞舞。村民们早早地收了工,关了门,缩在屋里。
就在这时,山路传来了脚步声,一群身着灰布军装的军人,出现在村口。
走在最前面的军长,是个很清瘦的汉子。他在一棵大树下停下来,转过身朝后面的部队喊道:“同志们,原地休整!做饭!”
战士们应声停下,迅速分工,有的就地造炉,有的捡枯枝干叶,有的拿出锅碗瓢盆……很快,一缕缕炊烟冒出来了!
我和娘隔着门缝瞧着,我拉着娘的衣角,心里害怕极了。
“娘,他们会不会摘走咱们家的豌豆?”娘在村口附近种了很多豌豆,现在正是豌豆收获的时节,一串串结实饱满的豌豆荚垂挂在藤蔓上,非常诱人。
娘摇摇头,往门缝指了指,示意我注意看。
只见那些战士目不斜视地走过我们家的豌豆田,又静悄悄地走过堂叔家绿油油的芥菜田。
暮色渐浓,军长带着几名战士轻轻叩响了我家的大门。他跟爹商量借宿的事儿。征得爹同意后,军长安排了十名战士跟他住在我家堆放柴草的偏屋里,其余的战士则由他带领着去询问其他乡亲,寻求落脚之处。
安排好所有的战士之后,军长走进我家堂屋,跟爹拉家常,他说他们是中央红军的部队,已经走过了三个省……爹静静地听着,重重地点头:“你们这一路过来,受苦了。”军长摆摆手,说:“再苦再难,我们都能扛住!”
第二天早上,娘煮了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红薯稀饭,招呼战士们一起吃。可战士们连连摆手,说他们不能吃老百姓的东西,坚持要到户外生火做饭。
爹见娘劝说不了,急得红了脸,指着桌上的稀饭,粗着嗓子说:“你们要是不吃老百姓一口饭,还算什么为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
军长见状,带头盛了稀饭。
那几天,太阳始终不肯露面,天阴沉沉的。战士们一刻也没闲着,他们用瓦片在地上写字,画中国地图,还给村民们讲革命道理。阿婆们经常心疼地喊:“孩子们,先歇一歇,歇一歇。”村里的男孩子们,整天跟在兵哥哥屁股后面,时不时抚摸一下兵哥哥身上的枪。
有一天晚上,我十七岁的哥哥和六个年纪相仿的小伙子挤在我家的偏房里,他们跟军长说:“军长叔叔,我们也要参军!”
军长放下正在擦拭的步枪,严肃地问道:“小伙子们,参军的话要行军要打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你们不怕吗?”
小伙子们齐刷刷地回答:“我们不怕!”
爹和娘都愣愣地盯着我哥,不知所措。
那天夜里,娘在灯下给哥哥缝补衣服,一针一线地缝到鸡鸣。
爹蹲在门槛上,旱烟锅子忽明忽暗。
五天后,太阳终于从云层里探出了头。红军整军出发,全村村民都出来送行。
爹牵着我家唯一的小毛驴走到军长面前,把缰绳往军长手里塞:“军长,这驴你们带上,山高路远的,它能减轻一点战士们的负担。”
军长连忙往后退,摆着右手说:“不行!不行!这驴是你们过日子的帮手,我们不能要。”
“你们为了老百姓,连命都敢豁出去,我送一头驴,算得了什么!”爹又把缰绳塞给他。
“老乡,你听我说,我们军人有纪律……”军长推开爹的手。
“你们不收下毛驴,就是不把我们当亲人!”爹几乎是吼着说。
军长怔怔地盯着爹,好一会儿,他左手接过缰绳,右手缓缓往上抬,红着眼眶朝爹敬了个礼!
爹也回了个军礼,很笨拙地。
红军队伍迎着朝阳前进,战士们都频频回头,朝村民们挥手。军长洪亮的声音在山谷间久久回荡:“老乡们,等我们胜利回来呀!”
中午时分,我和爹正在堂屋里喝稀饭。忽然,门帘被掀开了,娘踉踉跄跄闯进来,“他爹,你看!放在偏房的矮凳子上。”
娘缓缓张开右手掌——是五枚银圆!
爹的嘴唇不停地发抖,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圆,半晌,他红了眼眶说:“我傻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军长临走前说去偏屋解手是骗人的呀!军长呀军长!”
爹翻箱倒柜,找出一个小木盒子,他先里里外外擦干净盒子,把五枚银圆放进盒子里,然后拉出搁置在里屋的大木箱,把盒子放进大木箱里。爹说:“咱们的日子哪怕再苦、再难,也绝不能动这笔钱,家里要好好珍藏这五枚银圆,要代代传下去。”娘点点头,我也懵懵懂懂地记下了爹的这番话。
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当年军长留下的那五枚银圆足够买下一头壮驴。
后来,爹走了,军长也牺牲了,银圆我珍藏着。
……
耿爷爷的声音消失了,博物馆里静悄悄的,讲解员说:“耿爷爷说,村里七个小伙子,那天全都跟着红军出发了,后来有三个牺牲了,他哥哥回来了,右衣袖空空的。”
离开博物馆时,我儿子突然拉住我的衣角,问道:“爸爸,那个军长爷爷为什么要留下银圆呀?”
我张了张嘴,一时间没答上来。
我得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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