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小颖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乡下，童年没有行囊。最初的书包，不过是一块洗得发白、边缘起毛的旧布，对角折好，麻绳一捆，斜挎肩上。后来不知是哪个阿哥用剩，还是阿妈拼凑零碎布头缝的，得了一个单薄褪色的布袋子。它轻飘飘地悬在身侧，里面装着两本书、一个薄本、一支握不住的铅笔头，也盛着我逃离沉重家门的全部念想。

天边刚透出蟹壳青，我便赤脚出门。布袋拍打着腿侧，脚步却轻快——它是我一天里最轻巧的盼头，躲开家中那口闷声不响的愁锅，钻进简陋校舍闹哄哄的人气里。黄泥夯的墙，裂着深深浅浅的口子，风一过，簌簌掉土渣；窗棂糊的纸早已七零八落，残片在风里瑟瑟发抖。粤西的冬天，冷得刁钻。风从破窗洞、墙裂缝里钻进来，手脚冻得红肿发麻，写字时铅笔头指间打滑，字迹歪歪扭扭。身上穿的，永远是阿哥阿姐的旧衣，宽大空荡，补丁叠着补丁，再厚的“千层衣”，也抵不住无孔不入的湿寒。那冷，是刻进骨头里的。许多年后想起，指尖似乎还残留着那股僵硬的钝痛。

家里的日子，沉得像村口那盘老石磨，碾着看不见头的愁。阿爸在邻乡小学教书，那点薄如窗纸的薪水，要糊住一家七张嘴。阿妈是生产队里挣工分的主力，天不亮就下田，顶着毒日或冷雨，像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可再拼命，也架不住家里吃饭的嘴多，能挣工分的劳力少。年底生产队算账，“超支”两字，就像两块冰冷的巨石，压在阿爸阿妈的胸口，让家里的灶火都烧得畏畏缩缩。我们这群“细蚊仔”，也早早学会了缩着脖子，连喘气都不敢大声。

阿妈像个被鞭子抽着转的陀螺，灶台、田埂、缝纫机，是她生命里永不停止的三个点。昏暗的煤油灯下，阿妈的脊背弯成一张弓，脚板用力踩着缝纫机踏板。“嗒嗒嗒”的声音，是那个年代最恒久的背景音。这声音钻进耳朵里，是辛酸，是疲惫，也是深夜里唯一的一点活气。灶膛里烧的禾秆草，烟呛得阿妈弯下腰，咳得撕心裂肺。我们几个饿得前胸贴后背的“细蚊仔”，围着灶台转，直盯着那口冒着热气的大铁锅，盼着快点喝上稀粥水。

放学回家那条黄泥路，是我一天中短暂的透气孔。路边的野草闲花，供销社的玻璃柜台，是我灰扑扑世界里的一点彩色。柜台里摆放的小人书，花花绿绿的封面，画着《西游记》《三国演义》的人物。孙悟空的金箍棒、关公的大刀，在我眼里闪着异光。我常常踮起脚尖，脸紧贴冰冷的玻璃，贪婪地看着那些画片，鼻尖压得扁扁的。一个大胆又充满罪恶感的念头在心里疯长。终于，我瞅准阿妈还在田里的空档，颤抖的手伸进那个装鸡蛋的小竹篮，摸出一个还带着母鸡体温的鸡蛋，紧紧攥在手心，贴着肚皮藏好，向供销社一路狂奔。一个鸡蛋！七分钱！换一本梦寐以求的小人书！当那本小小的书落进手心，那一刻的狂喜，像电流窜遍全身，冲得我晕乎乎，像抱住了世界最璀璨的珍宝。

偷来的欢愉，就像灶膛里跳动的火苗，美丽却短暂。没过几天，阿妈就发现了。她揪住我的后衣领。竹扫帚“啪”地一声闷响，抽在我的小腿肚上，一阵钻心的痛楚瞬间炸开。阿妈的眼圈唰地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你个败家精！死妹钉！知不知家里‘超支’多少？那鸡蛋是换盐巴，换灯油的钱啊！” 那泪光，像烧红的针，刺穿了我偷来的喜悦。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童年，底色是沉重的泥土黄，是“超支”的阴霾灰。它浸透了劳作的咸涩汗水，混合着灶膛的烟火气和永远填不饱肚子的饥肠辘辘。然而，就在这沉重与匮乏的缝隙里，总有些微小的光点，在顽强地闪烁、跳动。正是这粗粝又坚韧的微光，支撑着我们，像石缝里的小草，在绝望的土壤深处，用泪水浇灌，拱出了一小片属于自己的绿意。这绿意，便是时光也无法风化的，生命最初的韧性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