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惠谊

在海陆丰，村里的阿嬷喊着厝边“来食咸茶啊”，小区里的孩童偶尔也唱着“雨来来，淋秀才”的古老童谣，这些韵味悠长的河洛话便是民俗泰斗钟敬文先生所说的中原古韵，它们从未凝固成生硬的化石，而是在海陆丰文化不断地迭代更新中愈显生动。可是我家乡黄羌镇不同，嘹亮的客家山歌从山间田头一路唱到了线上多媒体，奶奶年轻时就是村里唱山歌的一把好手。

小时候觉得世界本该如此：在县城里，母亲用闽南话和商贩砍价，转头又用客家话跟我们千叮万嘱。在客家话与闽南话交织的大网中，我还不知道生命需要到时光深处的大海里寻觅安身的归属。直到去年在惠州古村里，听见晒柿饼的阿婆冲我喊“细妹，食茶咯”，那声调突然触动心中情弦。于是，我这个散落在海陆丰的客家人，开始固执地循着生命中的声音追寻来时的方向。

我曾在文字里追溯过血脉的共鸣。2012年无意购得江西客家人温燕霞的《客家·我家》的散文集，我如获至宝。我终于在字里行间看到一群背着故乡旅行的客家人，他们远在江西赣州，童年也唱着“月光光，秀才郎”长大，血脉的共鸣令我激动不已。但那终究止于纸背上的文字，没有更真实的体温。后来，漳州云水谣的土楼群召唤过我的脚步，我脑海中关于客家祖先的印象突然被塞进如此庞大的建筑群，一时令我震撼无比。但那依然无法修复童年的记忆裂痕。

这一次，我来到了河源。万绿湖的春水，客天下褪色的雕花门神，都没能触摸到客家人的脉络。直到在龙川佗城老街的骑楼底下，撞见两个孩童兴奋地玩着恐龙打架，我的一句“抢恐龙啦”把他们吓得窜进屋里，眼前的一切便突然和记忆深处的童年严丝合缝地扣上。

拐过骑楼斑驳的转角时，那两个五六岁的小娃正趴在青石门槛上摆弄塑料恐龙。我们这群叽叽喳喳的游客打破古街的宁静，大张旗鼓地掠过老街的屋檐，小娃们的游戏被打断，惊叹了一句“好多人呀。”身旁的阿婆却用她见过世面的蒲扇把这声惊叹轻轻摇散，她知道，为迷途的人解答是一座古城的使命。只是不知阿婆可曾牵着他们的手，穿行过家门口到越王井那截短短的时空隧道，在井水清澈的倒影中望见前世今生的叠影。年幼时的我们向往着故乡的青山之外广阔的天地，心里装不下世代祖先肩上担着的乡愁。只有当我们在广阔的世界孤独地奔走过，才会在漂泊中寻找来时的路。

一位大哥自告奋勇为我们这些异乡客唱起了一首即兴山歌：“龙川的佗城啊，好地方，山风光来水风光，涯今几转来屋夸嬲，等下就食酒上酒桌，端午过后正下清岗。”山歌结束赢来热烈的掌声，我和陆河文友却不约而同感叹，这个山歌的调子就是记忆深处的旋律——原来有些声音翻山越岭几十年，会在陌生屋檐下突然认出自己。记忆深处的《月光光》延着山歌的旋律在耳畔响起。我的外婆在三十年前给我唱起这首永远的《月光光》时，并不曾告诉过我，皎洁的月光下沉睡着赵佗南下的马蹄声。

我站在赵佗故居遗址那块不足两三平米的木板前，看着赵佗百余岁的风风雨雨被概括成简短而不连贯的文字，仿佛突然照见两千年前他带着五十万秦军翻越南岭的身影。最终在龙川筑城开埠时，他定然也听过士卒们思乡的呜咽。他下令夯土砌墙的号子，后来化作客家围屋里的《打夯歌》；为解乡愁而酿的稠酒，在岁月窖藏中成了客家娘酒的雏形。这位被尊为“客属先驱”的南越武王不会想到，他战甲缝隙里抖落的尘土，正孕育着后世客家人骨血中的流浪基因——我们总在迁徙，却永远用夯土号子的节奏，在异乡重建祖屋的脊梁。

孩子们总会知道的。当某天塑料恐龙的吼声终究还原不了南越象军的嘶鸣，他们的探询的目光一定会穿透石刻的背后，唤醒血液中沉睡的乡愁。就如今天的我，一路沿着生命的召唤，一步一步地走来，终于来到了古老的佗城。赵佗模糊的面容在我眼前幻化成一个个真实生动的面孔，那消失在时空中的声音再一次在耳旁回响起来，把我来时的路引得那么远那么长，把我时间里的故乡画得那么大那么宽。

这一刻，所有的疑惑突然就释怀了。

我们在返程中再次经过那座青石门槛，两个小娃还在继续着他们未完的恐龙战斗，我突然用客家话大喊一句：“抢恐龙啦！”小娃们被吓一大跳，急速把手中的恐龙扔进屋里，自己再窜了进去，我们被逗得哈哈大笑。他们小小的背影却在这个午后，像两粒未发芽的客家话种子带给我温情的期待，比任何一个古迹遗址都令我难忘。我忽然明白，外婆或许也不曾听过赵佗南下的马蹄声有多么浩荡沉重，但那首刻进血液里的《月光光》无论何时，都会在任何一个客家人的心头响起。

这个初夏，我在午后的佗城老街望见了那轮照耀过赵佗南下的明月，天下的每一个客家人循着它的光亮，都能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