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玉
辉叔姓张,东莞南城本地人,70来岁,小弟的邻居,与小弟处成了父子般的感情。我们姐弟从汕尾来,初到南城那会儿,举目无亲。是辉叔,端着一碗刚出锅的碌鹅敲开我们的门,说:“邻舍隔壁,就是自家人。”
小弟与辉叔住在村里的农民公寓,车位向来紧俏。每逢节假日,返乡的车流一拥而入,晚归便只能停到村口路边,提心吊胆。小弟从老家回莞,常是满满一尾箱的乡货,搬上搬下,肩扛手提往返几趟,人累,东西也颠。
细心的辉叔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也不声张,只悄悄跟相熟的邻里打了招呼,把自家的固定车位,让给小弟临停卸货。平日里他从不提起,可每到我们归来的日子,那个车位总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稳稳空着。
十几年下来,这份无声的照拂,成了一种不必言说的默契。
记得第一次与辉叔一家聚餐是在中秋节。前一日,辉叔去了罗浮山。他有朋友在山脚下养坑螺,水清螺肥。辉叔挑了十来斤,装在蛇皮袋里拎回来,养在盆中,让螺吐了一夜的沙。
辉叔在厨房里对付一只鹅。那鹅是他一早去市场挑的,七八斤的本地草鹅,肥腴。鹅斩件上桌,皮脆肉嫩,酱色深红,咬一口,咸香里带甜,连骨头都入了味。那晚的餐桌,是辉叔手艺的集大成。坑螺紫苏,碌鹅,还有一碟蒸鱼,一锅老火汤。满满当当,皆是家常,却比任何山珍海味都动人。我们围坐一桌,十余人,大人喝酒,小孩抢螺。辉叔坐在上位,拿筷子点着盘子,说:“吃,多吃,认真快乐过节。”
“认真快乐过节”——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有种不容置疑的郑重。仿佛快乐是需要用力去对待的一件事。
辉叔的儿子阿滔坐在我旁边,面前堆了一小堆螺壳,嘬得“簌簌”响。他见我盯着看,笑了一下,说:“细个嗰阵,屋企穷,中秋边有咁多嘢食?就系屋门口条河涌,摸半桶田螺,阿妈用紫苏炒一大锅,一家人围住食,已经系最好嘅菜了。他说完又嘬了一只,把壳丢进那堆“小山”里,补了一句:“而家咩都有得食,但最想食嘅,仲系呢碟螺。”
我问他,那碌鹅烧鹅呢?也是小时候就有的?
他摇摇头:“碌鹅烧鹅是后来才有的。细个边度有烧鹅食?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好了,才兴起来。从前有咩食咩,现在食咩有咩。”
他说得随意,我听着却觉得,一代人的味蕾,就这样嘬成了一种风俗。而这风俗,说到底是穷日子里长出来的根。日子好了,根还留在那儿,时不时冒出一片叶子来。
我想起家乡汕尾的中秋。
我们那儿,节是从农历八月初一就开始的。人们提着月饼、水果、食用油,走亲访友。那十来天里,街上最热闹的是水果铺和粮油店。柚子堆成小山,油桶码成高墙,人来人往,寒暄声此起彼伏。情谊,走走就热腾腾了。
海城一带,中秋当日反而安静些。到了晚上,月亮升到中天,家家户户便在门前摆起方桌,摆上月饼、茶水,最少五样水果。点三炷香,跪地拜月娘。母亲总是在月亮初升时就跪拜。那时的月亮,又大又圆,刚从海里爬上来似的,还带着一层蒙蒙的水汽。月光洒在她微微佝偻的背上,就如一层薄薄的霜。她嘴里念念有词,祈阖家平安,祈风调雨顺,祈年年岁岁,人月两圆。然后一家人围坐,赏月、喝茶、吃月饼。母亲掰开一枚月饼,先递给我们,说:“食甜甜,明年事事甜。”如今母亲不在了,那枚月饼的甜,成了记忆。
我记得刚嫁到红草那年中秋,婆婆一早就在院子里支起了围桌。这一带,中秋夜要摆好几桌。一个村子,家家户户杯盏交错,客人络绎,烟花在头顶炸开,比过年还闹腾。可这些年,那样的场面渐渐不见了。人们三餐丰足,吃“排场”不再是期待。请客的场面少了,推杯换盏的亲热,也淡了。
时代在往前走,人在变,联络感情的方式也在变。可不管怎么变,中秋这个日子,只要月亮还在,只要还有人愿意在月光下摆一张桌、泡一壶茶、聚几个亲人朋友,那份暖,便不会断。
那个中秋夜,在辉叔家的阳台上,烧烤炉的炭火很红,映着每个人的脸。阿滔很专注,烤好一串串便递一屋老中小。只是烤到一半,他手机响了,接起来跟朋友聊了两句,手里的鸡翅差点焦了,被辉叔瞪了一眼,才赶紧挂了,讪讪地笑。
那一晚,风从南城的高楼间穿过,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桂花香。月亮挂在楼顶上方,圆而亮,似一枚刚刚洗净的旧银元。
中秋又近了。南城的月亮升起来时,我总仿佛看见阳台那盆炭火,风一吹,红光暗下去,又亮起来,像是有人还在暗处慢慢翻动着一只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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