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琴琴

韩嘉川的散文诗《堆满仓（外四章）》，构建了一个兼具历史厚度与抒情张力的文学空间。作者通过对记忆的文学编码、历史记忆的在场性重构以及抒情主体的间性建构，使之呈现出独特的诗学品格。

记忆的文学编码

韩嘉川擅长将抽象的历史记忆转化为可感知的物质意象，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符号系统。在《堆满仓》中，“独轮车辙痕”与“倒春寒里的野菜”构成物质符号的双重指向：前者承载着农耕文明的集体劳作记忆，后者则暗喻饥荒年代的生存经验。诗人通过“大地就是粮仓/只是过于轻信”的复沓修辞，使自然意象在重复中发生语义增殖——从一开始对土地的质朴信任，逐渐演变为对历史创伤的隐晦指涉。这种写作策略避免了历史书写的直白化，让读者在诗意的表达中也能感知历史的隐痛。

《长衫先生》则通过聚焦“宝蓝色长衫”等细节，形成了对民国知识分子精神的物质锚定。长衫“双肩发白”的磨损痕迹，既暗示时间流逝，又隐喻文化传承的艰辛。当诗人将闻一多的诗句“铜的要绿成翡翠”与“捡拾柴草的孩子”并置时，通过物质景观的对比，揭示了启蒙理想与现实困境的永恒张力。这种将理性思辨视觉化的处理方式，使抽象的历史命题获得具象的审美载体。

历史记忆的在场性重构

韩嘉川打破线性史观，通过时空折叠创造历史的多声部对话。《浣花溪》中，“少女的镜头”与“晚唐茅屋”形成时空蒙太奇，数码时代的观看方式与古典诗意产生奇异共振。诗人以“麻雀承当省略号”的意象，喻指历史叙事中的断裂与空缺，而“折断的桂花映照听秋人”则通过物象的瞬时接触，搭建起跨越千年的审美通感。这种叙事方式消解了历史与当下的二元对立，使不同时代的文化记忆在诗意空间中共存。

而《青州光阴》对李清照的追慕，则展现了“以空间写时间”的独特路径。诗人避开生平考证的窠臼，转而通过纪念祠的空间体验——“镂空闲窗透风声”“销魂暗香寄存叶瓣”——将词人的文学气质转化为可触知的具象物境与空间氛围。当“北宋石板路”与“当代访客”在诗中相遇，物理空间成为连接古今的情感媒介，实现了历史记忆的在场性重构。

抒情主体的间性建构

韩嘉川在作品中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抒情主体位置——既是历史观察者，又是记忆参与者。在《浣花溪》中，“少女用镜头捕捉茅屋上的风”与“戴苇笠的老翁已退远为背景”形成了时空并置的视觉效果，抒情主体在这种并置中获得了穿越时空的观察视角。这种主体位置既保持了适当的审美距离，又包含着深刻的情感投入。

《青州光阴》中抒情主体的建构更为复杂。诗人以“在北宋的石板路上，不敢翻动风的走向”的谨慎姿态，展现了对历史记忆的敬畏之心。这里的抒情主体既是当代访客，又通过“藕花索引无数寻寻觅觅的目光”等意象，与李清照的文学世界建立了精神联系。这种间性主体位置，避免了简单的历史代入或冷漠的客观描述，创造了一种既亲密又克制的抒情姿态。

韩嘉川以物的诗学对抗宏大叙事，用微观视角解构历史整体性，在记忆的褶皱中开掘出丰富的意义层次。其语言既保有散文的叙事肌理，又充满诗歌的意象密度，在“及物”与“超越”之间形成独特张力。这种历史记忆的文学重构，本质是通过审美形式对时间进行再编码。当“堆满仓”的民谣在诗中回响，当宝蓝长衫在海风中飘动，韩嘉川确证了散文诗作为历史想象载体的可能性——它不仅是记忆的容器，更是意义的生成场域，在语言的炼金术中，将过往转化为持续作用于当下的精神力量，这就是散文诗的记忆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