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在莲花山脉的盘山公路上蜿蜒行驶。窗外，七 月的杜鹃花开得正烈，像一团团灼烧的火焰，映红了连绵的山坡。此行的目的地，是藏于惠阳、海丰、紫金、五华、陆丰五县交界处的“东江红都”——高潭镇。

一百零二年前，农民运动先驱彭湃正是沿着相似的山径，徒步六十里，首次踏入这片土地，点燃了粤东山区农民革命的星火。百年风云激荡，那段被山风铭记的红色岁月，如今正以何种方式被激活、传承，并融入乡村振兴的时代脉搏？记者近日走进高潭，探寻答案。

高潭老苏区革命纪念堂。

现场：马克思街上的“时空对话”

高潭墟，一条长约200米的老街，青石板路已被岁月磨得光滑。街口，一块黑底金字的牌匾格外醒目——“马克思街”。1927年11月，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在此成立，将老街冠以此名，新街则命名为“列宁街”。这可能是中国最早以革命导师命名的街道。

街边，一家挂着“红色商号”招牌的土特产店里，店主黄大姐正在整理货架。玻璃柜台下，压着一张泛黄的烈士证明书复印件。“这是我太公的弟弟，”她指着照片上年轻的面庞，“当年跟着彭湃闹革命，牺牲时才19岁。”如今，她店里的山茶、蜂蜜、明姜，都贴着统一的“高潭红”品牌标识。历史，在这里不仅是缅怀，更成了生计的一部分。

马克思街。

钩沉：一份《农会宣言》与三千会员

在高潭革命历史陈列馆，一份复刻的《农会宣言》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宣言由当地儒商黄伯焜于1923年4月起草，言辞铿锵：“我农友，我劳工……万众一心，要减租，要减息，此是吾会所宗。全力以赴，打土豪、反贪官，一切权力归农。”

“这份宣言标志着高潭区农会的正式成立，当时有300多名会员。”陈列馆馆长、本地党史研究者林向华介绍。彭湃的到来，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山民被压迫的枷锁。他不仅带来革命理论，更以独特的眼光选拔骨干：既有反抗意识强烈的贫苦农民，也有在乡间享有威望的拳师，还有像黄伯焜这样接受过新式教育、心怀理想的乡绅。

农会成立后，“减租减息”斗争如火如荼。据馆藏资料显示，到1923年底，高潭农会会员激增至3000余人，革命火种呈燎原之势，席卷了整个山区。

革命道路从来坎坷。1923年8月“七五农潮”后，彭湃等人遭通缉，被迫向龙川转移。陈列馆内一幅场景复原画，再现了当时的感人一幕：没有轿子，农友们急中生智，用抬猪的竹杠绑成简易担架；没有轿夫，几位农友自告奋勇，抬着脚部受伤的同志林甦冒雨前行。

更令人动容的细节来自一份捐赠给档案馆的原始字条。那是途中一位接待彭湃的农夫所写，在执意退回彭湃留下的柴米钱后，他附言：“诸位先生是出来救穷人帮穷人做事，尽忠尽职，此银断不能取……”这张字条，成为革命战争年代党群血肉联系的生动注脚。

高潭革命烈士碑。

数字：2800余人的牺牲与传承之重

在高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记者遇到了前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党员干部。他们肃立默哀，敬献花篮。纪念碑后的英名墙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名字。

“根据我们的统计和考证，在革命斗争时期，高潭全区有2800余人为革命受害或牺牲，其中400多户成了绝户。”林向华语气沉重。他指着一份1986年的讲话稿复印件说，当年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重访高潭时曾动情表示，若非高潭人民舍命掩护，部队的损失将难以估量。

沉重的历史，如何转化为向前走的力量？高潭的答案是：保护、研究、转化。据了解，高潭镇现有108处革命遗址，其中7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露天历史课堂。依托东江干部学院，红色研学带旺了人气，也撬动了产业。在大安村，村民利用自家房屋开办的民宿，在旅游旺季常常一房难求。村里整合资源，开发了红色文创、生态农产品，村集体经济收入逐年提高。

思考：记忆的传承与未来的书写

离开高潭前，记者再次漫步马克思街。夕阳为老街镀上一层金色。百年一瞬。彭湃当年为之奋斗的“让百姓活得有尊严”的理想，正在这片先烈热血浇灌的土地上，以新的方式呈现：是街角小店玻璃下压着的烈士证与货架上热销的土特产并存；是年轻干部在历史遗址前的沉思与乡村振兴蓝图上的挥毫；是山风依旧，但吹拂的已是充满希望的新时代气息。

如何传承这段红色记忆，使其不仅是陈列馆里的展板，更是驱动发展的内生动力？高潭的探索，或许提供了一个样本——将历史的厚重，转化为今天发展的从容；将先烈的信仰，沉淀为走向未来的底气。

从高潭的红色遗址回望汕尾的海陆丰根据地，人们更能深刻理解彭湃同志等革命先烈的崇高信仰。这份跨越百年的精神纽带，不仅是惠州与汕尾共同的文化财富，更应激励人们在新时代的赶考之路上，不忘初心，接续奋斗！

汕尾日报记者 梁水良 通讯员 陈宝荣